【PokerStars】关于《吧女琳达》

2021年3月23日06:04:39 发表评论

摘要

从《沉沦》到《》、《扶桑》和《我爱比尔》等一系列小说，很容易勾勒出一条线索，即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人，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（或者事件），因此可以很轻松地套用“东方主义”（Orientalism）等文化理论来分析这一系列的小说。但是，就像所有的理论模式都可能误读它们的解读对象一样，过多地关注上述小说的文化内涵时也有可能过度阐释它们。因此，笔者希望尽可能地避免以理论架空文本的情况。有鉴于此，笔者认为王安忆《我爱比尔》一书的主题预设性过于强烈，严歌苓《扶桑》一书主角的象征意义过于落实在一种文化挽歌情绪之上，故放弃对上述两篇小说的分析，而仅将笔墨用在陈丹燕《吧女琳达》上。

【PokerStars】关于《吧女琳达》
从理论的预设性出发，我们可以将琳达打工的酒吧、上课的学校以及睡觉的家看作三个不同的具有象征一样的文化空间。琳达总是要把她的家布置得温馨，使尽她的能力，却终归无法掩饰家的世俗、破败和小气。琳达的努力是失败了，因为她缺少某种关键性的东西，就是——钱。这似乎可用来象征处于后发现代化位置的中国。在小说中，琳达要改变或者逃避这个家有两种选择，第一是到学校，像她的老师那样，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努力去做一个艺术家，这是一种古典的贵族式的理想，似乎可以是穷的中国对曾经富的中国一种梦幻般的怀恋；第二是发疯般冲到酒吧，坐在吧台上，与外国人交往，牺牲自尊去接受他们的赏赐，这似乎是全盘西化的中国或者对外开放的中国的象征。
然而这两种选择都没有使琳达完成内心的平衡。在教室里，琳达以其极高的天赋画出了出色的人体，并得到老师极大的赞赏；她甚至鄙视那将模特的性器官模糊处理的做派，但她却无法忍受像老师那样的清贫，甚至表现出某种世故的不屑，从而离开教室。她在这里有一个美好的梦想，就是像刘逸飞那样名利双收；她甚至一直有这样的梦想。但是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先有一笔钱，或者蒙了谁的赏识而得到一笔钱，再去圆梦。因此，她的内心是焦灼的，并不能安于此境。她逃到了酒吧里。然而在酒吧里，她遭遇到的是尊严的被亵渎（John将纸币扔到吧台下面叫她爬去捡）和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的破灭（John约她去希尔顿却不守信，将冻住的罐头塞到自己的胯下）。她固然爬着捡起来那张美钞，却又不得不握进手中的茶杯，看着里面的金菊花。这全然是彷徨不得其主的心态。这一切似乎都可以说是被动现代化的中国的隐喻。
不过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吗？或者仅仅是被动的吗？这似乎很难让人承认。中国是主动拥抱现代化的，正如琳达是主动发疯般地跑到酒吧、跑到希尔顿、跑到吧台下捡钱一个样，但这里未免不包含一点主动去做奴隶的因素。而且，在小说中，琳达因为自己的语言水平、文化素质和姿色超过两位同行（海伦和麻丽安），更受洋人的欢迎，在内心里还感到极大的满足。如果将洋人比作主人，琳达她们比作仆人，这似乎一点都不过分，那么，琳达在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仆人而骄傲。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一方面表现出大国姿态，一方面又往往曲直由人（主要是美国），自称“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”，似乎也与琳达的姿态契合。
但是，琳达仅仅是这么一种人吗？或者说，仅仅在中国这样的国家，才有类似琳达的人吗？琳达之外的海伦、麻丽安、王伟民、老板、老师以及琳达的父母和老同学，这些中国人难道不是在隐喻着中国？或者，上述所有角色，他们能完满地隐喻中国吗？笔者不由得对上面的解读产生巨大的不满。因为无一例外地，上述角色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阶层而已。调换这些角色，即使在相同或相似的空间当中，也只有发生不同的、甚或截然相反的故事。同样地，即使是相同的角色和空间，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也将有不同的故事。
在作品中有类似这样的话，即琳达骑车和一个老太婆擦过去时想，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他不安于自己所处的那个阶层，要想往上爬，那他就是垃圾。实际上，整个小说都充斥着这样的情调。王伟民并不是贵族，因此他在希尔顿的举止言行只能让琳达大掉眼镜；老板娘不懂什么海伦，因此只能躲在和墙一样的布帘后的房间里和老板做世俗的调情；麻丽安也一样，仅能出卖青春的肉体；John当然不是英国绅士，终于在琳达面前露出他“暴发户”般的骄狂，而引起琳达的厌恶和不屑；那个在吧间找麻丽安、在电梯上就发情的英国男人当然更引起琳达的恶感；那个硬下巴的男人在琳达眼中是不配有他所表现出来的自信的；而琳达本人，她属于一种边缘角色，无论她试图做哪个阶层的成员，都会感受到不同程度和性质的不自在；她的老同学，一个教书匠，羡慕起琳达在酒吧间的高收入来，除了透露出对生活的存在式的调侃外，也未尝不是一种想突破自己所处阶层的显现；而老师的清贫正因为他无力突破他所处的那个阶层……因此，笔者更愿意将整个小说解读成为作者对阶层流动困境的一种描述。这似乎是一种过于浅薄的理解；也许如此。
按照弗思（Firth）《人文类型》一书的观点，即尽管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使一部分人轻贱另一部分人，我们还是必须有“不同而和”的识度和远见。因此，笔者认为强调小说中角色因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而有相异的权力（Power），互相之间形成某种压力，固然不失为警辟的识断，却不如仅仅归因于个人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不同，更多的是因为个人本身，而更少的才是因为他或她所从属于的那个文明。文明并无优劣强弱之别，而具体的人和人则有。